中華民國討逆軍檄告天下

梁啟超

中華民國討逆軍為檄告事：

慨自晚清失政，國命阽危，我國民念競存之孔艱，痛淪胥之無日，共倡義舉，爰建共和，統一需人，乃推袁氏。當元二年（1912—1913年）之交，舉國喁喁望治，愛國之士不惜犧牲一切與袁氏相戮力，豈其有所私於一人？冀借手以拯此垂亡之國而已。袁氏受國民付託之重，於茲四年，在政治上未嘗示吾儕以一線之光明，而汲汲為一人一家怙權固位之私計：以陰柔之方略操縱黨派，以狠鷙之權術蹂躪國會，以卑劣之手段誅鋤異己，以誘脅之作用淆鉗輿論，以朋比之利益驅策宵小，以虛驕之名義劫制正人。受事以來，新募外債逾二萬萬，其用途無一能相公佈。歐戰發生，外債路絕，則專謀搜括於內：增設惡稅，強迫內債，逼勒苛捐，更懸重賞以獎勵掊克之吏，不恤民力，竭澤而漁，以致四海困窮，無所控訴。問其聚斂所入，則惟以供籠絡人士警防家賊之用，而於國務絲毫無與。對外會不聞為國防之計劃，為國際經濟競爭之設備，徒弄小智小術，以取侮於友邦，致外交著著失敗。對內則全不顧地方之利害，不恤人民之疾苦。盜賊充斥，未或能治，冤獄填塞，未或能理。摧殘教育，昌言復古，壟斷實業，私為官營。師嬴政以愚黔首之謀，等紅羊利出一孔之教。法令條教，紛如牛毛，朝令夕更，自出自犯，使人民無所適從，而守法觀念馴至澌滅以盡。用人則以便闢巧佞為賢，以苛虐險戾為才，忠讜見疏，英俊召嫉，遵妾婦之道，則立躋高明，抱耿介之志，或危及生命，以致正氣銷沈，廉恥掃地，國家元氣，斲喪無馀。凡此政象，萬目俱瞻，以較前清，黑黯泯棼，奚啻什倍！

我國民既懲破壞之不祥，复諒建設之匪易，含辛忍痛，冀觀後效，掬誠側望，亦既數年。方謂當今內難已平，大權獨攬，列強多事，邊患稍紓，正宜奮臥薪嘗膽之精神，拯一發千鈞之國命。何圖彼昏，百事弗卹，惟思覬覦神器，帝號自娛，背棄口宣之誓言，干犯公約之憲典，內罔吾民，外欺列國，授意鷹犬，遍布爪牙，劫持國人，使相附和，良士忠告，充耳弗聞，輿論持正，翻成罪狀。以致怨毒沸騰，物情惶駭，農輟於隴，商荒於廣，於梗於塗，士歡於校，在朝節士，相率引退，伏莽群戎，伺機思逞。馴至列強干涉，警告再三，有嚴密監視之宣言，作自由行動之準備。夫以一國之內政，乃至勞友邦之容喙，奇恥大辱，寧复堪忍？誰為為之，乃使我至於此極也？今猶不悛，包羞怙惡，彼將遂此大欲，饜其禍心，苟非效石晉割地稱兒之故技，必且襲亡清獎拳排外之覆車，二者有一於此，則吾國永沉九淵，萬劫寧复！先聖不云乎：“亂賊之罪，盡人得而誅之。”況乃受命於民，為國元首，叛國之事實既已昭然，賣國之陰謀行且暴露，此而不討，則中國其為無人也已！

嗚呼！國之不存，身將焉托？而立國於今，抑何容易！人方合兆眾為一體，日新月異，以改良其政治，稍一凝滯不進，已岌岌焉為人魚肉是懼。況乃逆流回棹，欲襲中世紀東方式奸雄之伎倆，弋取權位，而謂可以奠國家、安社稷，稍有常識者，當知其無幸也。袁氏對於國家，既悍然不自知其職責，對於世界，复瞢然不審潮流、事會之所趨。其政法上之效績，受試驗於我國民之前者，亦既有年，所餘者惟累累罪惡，污我史乘，他復何有？就令怵於名分，不敢明叛國體，然由彼之道，無變彼之術，亦惟有取國家元氣，旦旦而伐之，終亦醞釀大亂以底於亡已耳。況當此禍至無日之時，乃更有帝制自為之舉。譬猶熟祖父母宛轉屬纊，而復引刀以誅之，別有肺腸，是孰可忍？數月以來，淫威所煽，勸進之辭所在多有。彼方假借指為民意，以冀竊譽當時，掩罪後史。實則群公之權宜承旨，或出於顧全大局，投鼠忌器之苦心，或懷抱沈機觀變，待時而動之遠識，豈其心悅誠服，甘作二臣，狂走中風，殉茲戎首？

堯等或任職中樞，或濫竽專閫，為私計則尊顯逾分，更何所求？與袁氏亦共事有年，豈好違異？徒以勢迫危亡，間不容髮。邦之杌隉，實由一人，亦既屢進痛苦之忠言，力圖最後之補救。奈獨夫更無悔禍之心，即兆眾日在倒懸之域。是用率由國憲，聲罪致討，剪彼叛逆，還我太平。義師之興，誓以四事：

一曰與全國民戮力擁護共和國體，使帝制永不發生；

二曰劃定中央地方權限，圖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；

三曰建設名實相副之立憲政治，以適應世界大勢；

四曰以誠意鞏固邦交，增進國際團體上之資格。

此四義者，奉以周旋，以徼福於國民，以祈鑑於天日。至於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，惟行乎心之所安，由乎義之所在。天相中國，其克有功。敢布腹心，告諸天下。